照理说,只要没有越过这条界线,那陈志雄夫妻还只能算是小业主,算不上资本家。
但关于他的“雇工”行为的争论却依然没有平息。
哪怕有了“七上八下”的理论标准和界线,社会各界依然对此不太认可,到了1982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上,广东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两位与会者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上认为,陈志雄夫妻承包鱼塘,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晶莹,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晶莹,其资本主义性质是非常明显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也未尝不对,相比较固定工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他们夫妻两的劳动自然不成正比。
因此新华社的记者以这一份报告为依据,写成了一篇文章——《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这篇文章刊登在1月17日的《国内动态清样》。
当时这份刊物可是能上达天听,因此文章一出,顿时引起了高层的极大重视。
只是面对社会上各方各面的意见,就连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意见也不是很同意,但总体上还是都保持一个极为谨慎的态度。
譬如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给广东省委的批示里写道:“附上一份材料,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万里的批示则是:“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
这种谨慎,其实就给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留下了一点生存的空间。
而接到了来自高层的批示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和分管农业的省领导杜瑞芝经过仔细商量,决定由杜瑞芝组织人到高要县调查,实地了解相关情况。
到了4月22日,广东省委将《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送到国家农委。报告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对承包双方带来好处。认为“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同时强调:“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
其实,如今这个年代,哪怕是李贤和,都能感觉到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经是势不可挡了。
二哥李贤敬南下闯荡就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
只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八个以后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
对于这一点,别说李贤和,连现在正在教《马哲》课的老师都很难说清楚。
直到1982年当时还是华南师大研究生部一名还没毕业的研究生郑炎潮发布了一篇论文,自己将这一行为定义成“****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后,才有一个说法。
当然,这个概念在那时候还是相当敏感的。
即便是研究生论文,在论文答辩前夕,导师都跟他明说,关于私营经济的那一章必须要删掉,如果不删掉,他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论文答辩不过关,想要毕业自然也不可能。
这对当时的郑炎潮来说,还是相当痛苦的。
毕竟这篇论文耗去了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说是他智慧的结晶,如果放弃掉这一观点,那等于是将这一篇论文的核心抽掉了,就算最后能过论文答辩这一关,也过不了他心里的那一关。
于是,郑炎潮就将自己的这篇毕业论文,可能也是*****以来最重要的一篇研究生毕业论文——《****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一章用信件包好,单独寄给了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在看到郑炎潮的论文之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亲自约见了郑炎潮这个还没毕业的研究生。
任仲夷说道:“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发展?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有了任仲夷这番话,陈志雄夫妻承包鱼塘的风波才算是告一段落。
可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按下葫芦浮起瓢。
这边陈志雄的争论刚刚结束,“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再一次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因为年广久的“傻子瓜子”雇工12人,肯定超出了“七上八下”的界线。
按照这时候“七上八下”的理论,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当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但如此一来,“傻子”就成了理论上的“资本家”。
傻子也能成为资本家?
这个焦点无疑比陈志雄更加具有疯传的特性,一下子就让年广久的名气传遍了整个安徽乃至全国。
要不然,当时火车上的李贤和等人也不会听说过年广久这个名字了。
可这一结论的判定,并没有禁止年广久的经营行为。
直到1984年10月22日,邓伟人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吗?”
等伟人此言一出,年广久和陈志雄等人顺利从理论上摆脱了“资本家”的命运,获得了生存空间。